《詞與物》的遺忘

某種意義而言，《詞與物》的誕生地並不真是其卷首所言，來自波赫士的某篇小說，而是傅柯在康德《人類學》〈出版考據〉中令人費解的最後註腳：

「批判思想與人類學反思的關係將在後續著作中研究 。」

這本「後續著作」就是2年後（1966）出版並造成震撼的《詞與物》，然而，這本書的核心問題卻已經偏移 ，傅柯對人文科學的考古學並未以「批判思想與人類學反思的關係」作為主軸，且一直到2008年《《人類學》導論》正式出版前，我們甚至不確知此問題的確切關節。傅柯這個再度因某種「更動」而導致的出版延遲，甚至遠甚於《性特質史》的著名停頓 ：先寫完的《導論》因《詞與物》的更動而延遲逾40年出版，相反的，《性特質史》卷二、三卻因思想本身的更動而延遲，甚而最終促成一篇為此更動提出雄辯的〈導論〉。如果縱觀傅柯整體著作，我們將因而怪異地擁有對其哲學的雙導論：在其生涯之初，實質上作為《詞與物》導論的《《人類學》導論》，與在辭世之前，可視為傅柯再定義整個哲學事業的《性特質史》卷二〈導論〉。這二篇〈導論〉幾乎首尾包覆傅柯主要生涯（從1964到1984），無疑地具有不可小覷的重要性。如果《詞與物》如同我們所指出的，分析了七個幾乎可視為形構傅柯思想運動的基本布置（或「內在－經驗－先驗越界對偶」），那麼作為其問題源起的《導論》（即使問題本身已有所「更動」），其重要性恐怕更甚於同樣是傅柯死後出版的《法蘭西課程》。

換言之，《《人類學》導論》作為傅柯最重要問題的源起，即使遲至傅柯死後20餘年才出版，一切對於傅柯的閱讀似乎都不可免地必需成為《導論》的「先未來式」（futur antérieur），亦即我理解傅柯，因為「未來我將已經讀過《導論》」。相反的，《性特質史》卷二〈導論〉則吊詭地成為傅柯哲學的「過去完成式」，其再次證成傅柯作品中一切更動及冒險的合法性，因為更動及迷途絕不是哲學的偶然，而是哲學生命本身。然而，《《人類學》導論》作為理解傅柯思想之鑰，核心的關鍵仍然是「批判思想與人類學反思的關係」。

在《導論》中，傅柯多次指出康德《人類學》在知識論形構上重複、模仿三《批判》，甚至強調「《人類學》的經驗性不能奠立於自身；它僅以重複《批判》之名才有可能；它因此不能包覆《批判》；而且不能免於參照它；且如果它如同是其經驗與外部的類比物出現，是由於它建基於已經被命名與發現的先天結構上 。」以經驗思想從事人類學反思並意圖將其視為「根基的自然進路」 是對於《批判》的遺忘，「這是自康德以降特屬於西方哲學的一種『幻象』」 。換言之，一切關於人與其知識的反思並不停駐於「天真的實證性」，而是必須在以《批判》為名的「先驗場域」中才成為可能 。正是在此，經驗與先驗（而非單純的經驗本身）構成一種獨特對偶。對康德而言，這個經驗－先驗對偶的一端是先驗哲學與批判反思，另一端則是德國十八世紀下半葉人類學研究。換言之，康德的「人類學－批判」正是特屬於他自己的「現前」與「在地」研究；其最終構成一種寓意重複的對偶性，因為《人類學》實際上必須處於對《批判》的雙重服從之中：「作為知識，服從於《批判》所固定的條件與它所決定的經驗範圍；作為有限性的探索，服從於《批判》從中揭示的第一與不可逾越的形式 。」由「人類學－批判」所說明的經驗－先驗對偶或許是康德哲學中怪異的「傅柯時刻」，或者反之，十足顯影了傅柯哲學中的重要康德部位。

確切地說，傅柯從歷史檔案所架構的實證性研究，他所創造並深入分析的諸概念（瘋狂、陳述、規訓、性特質、生命政治、治理性…），都必需以先驗場域作為重力中心，才能免於墮入傅柯研究的「人類學幻象」。因為這些概念或研究即使都具備充足的歷史實證性，但絕不是經驗的簡單匯聚，不是駐留於經驗層級所提取的任何意義、結構或起源。如果布置這個概念有不容忽視的重要意涵，不僅在於這是傅柯得以構思其問題性的思想模式，且更因為布置本身就是一種指涉經驗與先驗關係的「實際－虛擬雙面影像」。由是，《詞與物》作為傅柯哲學最根本的思想之核，亦絕不僅在於其才華洋溢地展演十七世紀以降的人文科學史，而是透過這本書，傅柯終於將「批判思想與人類學反思的關係」推演到底，並使得後續著作都不過是在此意義下對《詞與物》的重複，是經驗－先驗對偶（或內在－經驗－先驗越界對偶）在不同平面上的倍增與變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