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寫百年傅柯新書座談
2026/09/16
續寫百年傅柯 座談
續寫百年傅柯新書座談
2026/04/17
《傅柯哲學:考古學與系譜學》序
一本書是一場獨特風暴,也是思想的邀請,傅柯是這樣的存在。
如果沒有傅柯,我應該不會遠赴法國,不會研究哲學,也不會攻讀博士。傅柯是思考的開始與啟蒙。
我一直以不同方式嘗試寫著傅柯,思考傅柯怎麼思考。我寫過德勒茲與普魯斯特,也寫過薩德、駱以軍與童偉格,其實是為了曲折錯落地回返傅柯,努力尋覓與之比擬的哲學熱情與書寫喜悅。
德勒茲說哲學書藉應該是偵探小說與科幻小說,因為想窮究事件始末與呈顯未知未來,或許讀者臨陣時也應同樣以對。思想如同事件,生命總是遭逢比我巨大深邃的事物,我們因而著魔於問「我是什麼?」與「發生什麼事?」問題總是以無比細微的動態集結與離散,激起思想迴圈,像是萊布尼茲的無限花園,陌異折入內裡成為自我,像是薛丁格的貓或卡羅爾的「無貓的笑」。漣漪一圈圈擴散,波紋跌宕的渦旋中心裡傳來傅柯著名的大笑,調皮、幽默、機敏、嘲諷與狡黠,哲學的笑。
書寫與閱讀的雙重趣味油然而生。
一本書是思想能夠進場的布陣,展示書成為書的問題以及困境。傅柯的哲學是各種問題的劇中劇,不僅在問題裡重層疊套著問題,問題反身詰問著問題自身與牽動其他問題。寫一本傅柯的書,以便也躍入這座高速旋轉的鏡淵之中,是長久以來的心願。劇中劇與反身性是傅柯思想的獨門技藝,在重層疊瓣的問題性與去而復返的自我中書寫,為了不再成為相同的人。
傅柯的考古學與系譜學或許抽象無比,瘋狂、監禁、疾病、性特質與自我技藝連繫著古老且遙遠的知識,概念在翻頁間不斷騰挪轉化,投入其中的人不免極度涉險,即使是傅柯自己。然而也正因此充滿激勵,讓人想同樣投身其中,劃界,然後越界、轉型與自我差異。
傅柯是一個什麼概念?或概念性人物?這個問題從一開始就是悖論,因為傅柯的書寫正是為了抹除答案,抺除「我」與「我思」。然而正是在矛盾與弔詭的極致中,傅柯隱身風暴的不可見中心,既在場又缺席,既自我建構又自我消抹,既暴烈前行又猛然回捲,誘引我們鼓起勇氣朝未知遠方再邁出一步。
不列顛國王李爾喟然長嘆「誰能告訴我我是誰?」五百年來我們孜孜不倦地想答覆這個瘋狂的提問,笛卡兒、康德、馬克思、尼采、海德格、梅洛龐蒂、德勒茲,也還有塞萬提斯、薩德、韓波、福樓拜、亞陶、波赫士、巴代伊……或許所有創作者與思考者都在列。傅柯為這聲嘆息提供了一個無比誘人的版本,這就是本書想展示的哲學劇場,以及卑微心願:
為傅柯的哲學說情。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
2026/04/24
2022/07/29
傅柯:關於虛構的二三事
2022/04/30
米歇爾.傅柯的《詞與物》與「人」的生死疲勞
作為當代思想的經典作品,《詞與物》(1966)掀起的波瀾與論戰充分反映著廿世紀人文景觀的鼎盛光輝,洋溢著優雅、雄辯、激情、思辨、喧嘩與耳目一新的氣象。就在全球學生與工人即將憤怒地走上街頭的一九六八年前夕,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傅柯的這本書一上市便造成轟動,暢銷程度恐怕只有六年前沙特出版《辯證理性批判》(1960)時可與之比擬,只不過才時隔幾年,兩本書立論已迥然對立,世界翻覆了遍,當年法國思想界的熾熱狂飇不免讓人生畏。《詞與物》的出現似乎立即地使得戰後哲學明星沙特黯然退場,被稱為「六八世代」或「當代法國哲學」的浪潮頭角崢嶸地取代了存在主義,不僅席捲一整個年輕世代,而且伴隨著各國反戰、反獨裁、反國家壓迫和反殖民運動,新左翼、黑人民權、女性解放、同志等議題紛至沓來,某種意義而言,《詞與物》的出版吹響了時代革命的第一聲號角。
人只是一個含混與曖昧的概念,不僅創生未久,而且事實上即將被不同的話語所重置……
《詞與物》的副標題正是「人學的考古學」。如果考古學因專注於事件所造成的斷裂而不同於典型歷史方法,那麼「人學」則在這本書中成為一個永遠標誌著傅柯思想的重要問題,但不是為了鞏固或復興這門學科,剛好相反,傅柯暢言「人」這個概念的模糊、約束與虛幻,提出「反人」或「超人」的探問,以不凡的勇氣尋求價值重估的一切可能,這正是源自尼采的思想底氣。在四百頁的博學展示與激昂辯證後,這本書最著名與最驚駭的結語正是:「很可以打賭人會如同海邊沙灘上的一張臉被抹去。」簡言之,作為概念的人不僅是新近產物,而且死期將至。
傅柯對於人文科學的驚天一擊在法國學界引爆了各種陣營的凶險回應,枱面上的人物紛紛捲入風暴之中,首當其衝的正是高舉人本主義的沙特。對於傅柯反歷史決定論、反人本主義、反現象學,甚至反馬克思主義當時最時髦詮釋的企圖,作為時代旗手的沙特特別感到不悅,隨即在文藝期刊《弧》中猛烈反擊,只是他沒有意識到的是,他的時代終結遠比他想像中來的快,思想的強力轉向已將他與他的陣營抛到歷史的角落,決絕且毫不留情地翻到嶄新的一頁。
在《詞與物》中,傅柯究竟怎麼理解「人」這個包圍在「人學」垓心的概念?現代人是一種「經驗-先驗對偶」,一方面由勞動、生命與語言的有限經驗(透過經濟學、生物學與語言學三門學科)確立人的知識,但另一方面卻也意識到自己正以未知之物來自我定義,因為勞動、生命與語言並不是人能明確掌握之物,這三者以正在脫逃、遠離、陌異化於已知事實的方式被屬於它們的人所經驗。比如勞動,在流水線的作業和分工的無窮細化中,工人早已失去對自己勞動的控制,這是馬克思明確指出的勞動異化:「工人在勞動中耗費的力量越多,他親手創造出來反對自身的,異己的對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大,他本身,他的內部世界就越貧乏,歸他所有的東西就越少。」不僅勞動異化,透過生物學習得的生命認識再怎麼大獲進展,人亦永遠置身於死亡的惘惘威脅之中,而語言則更是脫離說話者的意識,遠非人所能確切掌握。
人的勞動、生命與語言作為人的經驗同時也遠遠地逾越經驗,既是人存在的三個維度卻又不停地逃出人的掌握。為了認識自我,人應該思考它們,實際上也只能思考它們,但卻無能思考。人的經驗屬於人卻又陌異於人,它們既在我之外、之前與成為我必須認識卻不認識之物,同時又是我的思考所不可分離的「我的存在」。現代的弔詭正在於人愈投身於勞動、生命與語言的經驗就愈遠離人、愈陌異於人。人在人學中只是一種不斷自我異化的存有,我在我的經驗中無可轉圜地翻轉成我所不可思考與非我思考之物。
由人學所瞄準的人意謂著一種由「非思」所構成的存有,傅柯的這個論斷徹底的與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切割,讓人駭然。在勞動、生命與語言的經驗中,思想與存有的親緣性被瓦解了,我不再能簡單停駐為笛卡兒式的「一個思考的東西」,而是被迫連結到「我不思考之物」。我的存在不再明晰與分明地來自我的思想,而是這兩者無盡曲折與弔詭的對偶。我在勞動、生命與語言的存在經驗一再地揭示某種外在與陌異於我的「非思」,逃離我的思想,不再是「我思考因此我存在」,而是因為「非思」而誕生了現代形式的人的存在。我因面臨著我不可思考與非我思想之物而存在,人就是自己非思與外在於人的存有。笛卡兒退散!
由人的「非思」所建構的人的存有,構成了現代的人學(人文科學),也種下了人文科學中一切曖昧、模糊與不精確的結果。我的思考不再作為存在的明證性,相反的,我的存在沈浸於勞動、生命與語言的晦暗疆域之中,成為擾動、搖晃與侵蝕我的思考的問題性場域。人作為十九世紀的發明,並不是因為重新獲得笛卡兒式的穩固基礎,因某種明晰的思想取得至高權力而致使存在成為「確定且無疑的東西」,反而是無可挽回地關連到陌異與不可思考的現代經驗,成就了現代知識型的特異問題。
以一本書撬動笛卡兒以降的四百年人文根基,不再「我思故我在」,而是縱浪於「非思」舖展開來的陌異之域;我不再是一個明晰與分明的概念,因為我的經驗一再異化於我,我只是我所不可思考與外在於我的東西。現代意謂著人的認識奠基於自身異化的經驗,思想並不停留於「可思」、「能思」與「已思」的已知領域,而是弔詭與不可轉圜地必須遶經「不可思考」才能誕生。《詞與物》彷彿是半世紀前投放於人文科學的高爆炸藥,「人」從此被震離了安居與穩固的居所,餘波至今不止。
在是與非是、思與非思的無窮置換與異質交織中,人學促成了一種問題性過剩且語言無限增生的喧囂場所。人無意義,但無意義跟荒謬無關,而是在其弔詭中成為一個無限生產問題的活體,思考「非思」成為當代思想的怪異核心。
透過《詞與物》,傅柯以無比的勇氣展示了一個思考者所應具有的啟蒙姿態,這是何以法國哲學家德勒茲毫無懸念地說,「傅柯確切是最深刻更新了思想影像的人」。
2021/07/01
朱嘉漢書評:寫作是個問題,評《成為書寫的人:普魯斯特與文學時間》
第二個問題則更有趣。普魯斯特不是問「要寫什麼?」、「如何寫?」、「能成功寫出來嗎?」。普魯斯特使用的是最簡單的動詞「是(être)」。「我」,「是」或「不是」小說家,是個問題。
這問題本身是個悖論:如果沒寫出小說,怎能證明自己是否是小說家?反過來說,不是個小說家,又怎麼寫得出小說呢?
那麼,我們可以說,正是因為普魯斯特想清楚了這個問題,克服了這個困擾,因而能寫出《追憶似水年華》(以下簡稱《追憶》)這樣的「超作品」嗎?答案是否定的。當然也不僅僅如此簡單。確切來說,普魯斯特一方面自身帶著這個悖論寫起了這本無法完成之書,另一方面,這問題更是文本之內的「敘事者–我」的核心問題。
這問題讓小說的內與外,形式與內容、觀念與實踐,像是莫比斯之環一樣反覆循環,既是內部亦是外部,無法區分。(未完....)
2021/06/08
《成為書寫的人》書訊
2021/05/17
做時間與做作品
2020/10/14
Zombie
僵屍們仍穿梭其間,如何抽身離開而不被僵屍反噬,真是讓人頭痛的問題。
當遍地僵屍,生命亦只是賴活罷了。勉力讓自己別成為僵屍中的一員,總是小心地提防被咬傷,一旦不幸被撲來的僵屍襲擊,得有隨時拔刀自刎的覺悟。
他們嘴裡嚼著死老鼠,卻毫無所覺地高談世間美食,半身埋在糞坑裡卻自認時尚高貴。這已遠遠不是嘲諷,而是人間的煉獄。
目睹僵屍的悲哀處境之後,讓人更珍惜仍活著與能喘息的生命。然而不免為人世感到悲傷。當代思想縱身於諸不可能性中,卻絕非死局。死局不再是不可能性的問題,而是一切問題的結束。
成為僵屍之後便不再有任何決擇的可能,吃腐肉、咬活人、斷肢爛額,無有生機地終日遊走。因此,一當被僵屍感染,便只再有最後的一個選擇,選擇在變成僵屍前的清明時刻裡立即性的自我了斷。然而,僅餘的時間無比短暫,短暫的讓人心痛,無法猶豫不能後悔。剩下的一點時間,只足夠手起刀落。殺死僵屍也殺死自己。
真的無比悲傷。
2020/03/09
弗美爾的殺人機器
貝戈特並不是第一次觀看《戴爾夫遠眺》,卻因為在新的評論中發現完全不同的觀點,引誘他再一次仔細觀看作品。想再重看一次作品的誘感(而非觀看的徹底抹除),這便是評論的光彩。
在《戴爾夫遠眺》裡的這塊牆面彷彿使得作品瞬間成為殺人機器,不僅刺激了貝戈特將自己的一生壓注在天平上與其對決,最後甚至猝死當場,弗美爾僅憑一幅風景畫便處決了觀看它的重要文學作家。事實上,這幅風景畫傑作提供著日常與愉悅的可見性,那是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的城鎮與河流,畫家使用大量赭黄顏料來描繪北國的恬澹生命光景,然而,畫中景緻貝戈特早已知悉,他並不是死於這樣的生命面向之中,而是死於評論所揭露的另類觀看,《戴爾夫遠眺》以極小的部位顯現了創作所不可或缺的殘酷性。這幅畫原本就充滿著亮黃色調,弗美爾使用黃色顏料的高明技法最後高濃度地匯聚在不起眼的一小塊土牆上,整幅畫所映射的世界彩度濃縮在畫中的一個碎片,讓早已病重的作家生命被其強度所輾碎。
作品因為所蘊含的強大力量而吸入、吞噬觀看者,這並不是唯一的例子。傅柯在對於《宮娥圖》的著名分析中,讓我們看到繪畫成為由光線嚴格組裝所布署的裝置,畫中人物的視線、畫中的鏡像與畫中的畫無一不是為了更精準地將一個被賦予特權的位子投放到畫的正前方,那是由畫中右側窗戶所照亮、浮凸且穿破畫布表面的虛擬「光的陽台」。這個位置弔詭無比地不在畫中,而正是觀畫者站立的位置。任何站在畫前看畫的人,都立即就座於畫家所精心布置的機關之中,成為既屬於畫又不在畫裡的部份。這幅作品的恐怖之處在於它立即吞入任何觀看它的人(像是《西遊記》裡金角大王的紫金葫蘆,不管是孫悟空還是者行孫,誰應聲誰就被吸入葫蘆之中), 作品建立在由光線政權所完全賦予的主體性上,但這個「主體—觀畫者」卻僅誕生在無比巧妙的結構之中:觀看作品的同時亦成為作品的最重要構成部位,成為觀看卻毫不具可視性的作品元素,看而不被看、被納入卻永遠處於外部。傾整幅《宮娥圖》的光線機關所瞄準的這個結構焦點有著「雙重不可見性」,既未在畫中,又是我們視覺的盲點(因為我們看不到自己);或者既是畫的最重要構成部份,亮中之亮,但卻必須置身於絕對的域外,成為作品的不可見部位。 與其說《宮娥圖》為觀畫者準備了一個優位的「國王的位子」(這幅畫是為西班牙國王與王后所精心製作,他們的鏡像已預先存在於畫中深處),不如說它毫無表情地將一切觀畫者捕捉到它的光線裝置中,這是一幅純粹的「人—畫」,畫與人的不可能切分,畫與人、顏料與主體性的交纏(chiasme)。一旦開始看畫,主體便以視覺的形式無可迴避地嵌入這個光線裝置,啟動了畫家所想形構的世界秩序,嚴格而準確,不可見卻充份決定了我們所處世界的律法。
[多年以後,終於去了海牙看到這幅畫,感動莫名,久久不捨離去。回來後寫了這篇:弗美爾,梵谷的先驅者]
2020/02/10
關於「對寫」
對寫,其實是對寫的不可能。在不可能對/寫的對/寫中,我們無比寬容,靈魂輕輕顫抖。
書寫往往意味一場珍重的逃逸,朝外部與未知的奮力一躍。因此在對寫時,我們眼角瞄著身旁的朋友,心裡暗暗感激。然後流星曳空,在尚不可見的軌道上火花如流蘇噴洩,激光閃爆而後黯然。
那確切是在二人之間「對存有的溫暖共感」,儘管寫著寫著我們終究將再失去彼此的聲息,慌亂哭泣於魆黑的宇宙深處。這不是對寫的初衷,然而對於書寫,又有誰能不一再孤身陷落於迷宮的垓心?
離去其實只不過為了再進入,逃逸則是更頑強的抵抗。二人對寫,一切都即刻的倍增與加乘,這原是雙人合組的地獄機器,撒旦的探戈。
這些我們都明白的。正因為明白,悲傷,與繼續相信,我們終於開始了我們的對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