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美爾的殺人機器

或許正是以貝戈特的猝死為代價，《戴爾夫遠眺》成為普魯斯特的「理想作品」，這是以（感性）強度所唯一說明的作品威力。就如同梵谷曾說，他的《夜間咖啡館》（Le Café de nuit, 1888）是「一個能自我摧毀、發瘋、犯罪的地方。」 這並不意謂咖啡館對他而言是恐怖的場所，而是一旦「作品化」，那麼便已經與日常經驗斷裂，「他的」咖啡館不再是休憩與談天的日常空間，因為梵谷必須使得咖啡館空間「流變-瘋狂」以便能成為作品，筆觸與顏料的彩度因此被極度地拔高與堆疊，直到唐突了咖啡館的日常感知，構成了作品所不可或缺的殘酷性。

貝戈特並不是第一次觀看《戴爾夫遠眺》，卻因為在新的評論中發現完全不同的觀點，引誘他再一次仔細觀看作品。想再重看一次作品的誘感（而非觀看的徹底抹除），這便是評論的光彩。

在《戴爾夫遠眺》裡的這塊牆面彷彿使得作品瞬間成為殺人機器，不僅刺激了貝戈特將自己的一生壓注在天平上與其對決，最後甚至猝死當場，弗美爾僅憑一幅風景畫便處決了觀看它的重要文學作家。事實上，這幅風景畫傑作提供著日常與愉悅的可見性，那是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的城鎮與河流，畫家使用大量赭黄顏料來描繪北國的恬澹生命光景，然而，畫中景緻貝戈特早已知悉，他並不是死於這樣的生命面向之中，而是死於評論所揭露的另類觀看，《戴爾夫遠眺》以極小的部位顯現了創作所不可或缺的殘酷性。這幅畫原本就充滿著亮黃色調，弗美爾使用黃色顏料的高明技法最後高濃度地匯聚在不起眼的一小塊土牆上，整幅畫所映射的世界彩度濃縮在畫中的一個碎片，讓早已病重的作家生命被其強度所輾碎。

作品因為所蘊含的強大力量而吸入、吞噬觀看者，這並不是唯一的例子。傅柯在對於《宮娥圖》的著名分析中，讓我們看到繪畫成為由光線嚴格組裝所布署的裝置，畫中人物的視線、畫中的鏡像與畫中的畫無一不是為了更精準地將一個被賦予特權的位子投放到畫的正前方，那是由畫中右側窗戶所照亮、浮凸且穿破畫布表面的虛擬「光的陽台」。這個位置弔詭無比地不在畫中，而正是觀畫者站立的位置。任何站在畫前看畫的人，都立即就座於畫家所精心布置的機關之中，成為既屬於畫又不在畫裡的部份。這幅作品的恐怖之處在於它立即吞入任何觀看它的人（像是《西遊記》裡金角大王的紫金葫蘆，不管是孫悟空還是者行孫，誰應聲誰就被吸入葫蘆之中）， 作品建立在由光線政權所完全賦予的主體性上，但這個「主體—觀畫者」卻僅誕生在無比巧妙的結構之中：觀看作品的同時亦成為作品的最重要構成部位，成為觀看卻毫不具可視性的作品元素，看而不被看、被納入卻永遠處於外部。傾整幅《宮娥圖》的光線機關所瞄準的這個結構焦點有著「雙重不可見性」，既未在畫中，又是我們視覺的盲點（因為我們看不到自己）；或者既是畫的最重要構成部份，亮中之亮，但卻必須置身於絕對的域外，成為作品的不可見部位。 與其說《宮娥圖》為觀畫者準備了一個優位的「國王的位子」（這幅畫是為西班牙國王與王后所精心製作，他們的鏡像已預先存在於畫中深處），不如說它毫無表情地將一切觀畫者捕捉到它的光線裝置中，這是一幅純粹的「人—畫」，畫與人的不可能切分，畫與人、顏料與主體性的交纏（chiasme）。一旦開始看畫，主體便以視覺的形式無可迴避地嵌入這個光線裝置，啟動了畫家所想形構的世界秩序，嚴格而準確，不可見卻充份決定了我們所處世界的律法。



［多年以後，終於去了海牙看到這幅畫，感動莫名，久久不捨離去。回來後寫了這篇：弗美爾，梵谷的先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