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哲學中的怪異「傅柯時刻」

在《《人類學》導論》中，傅柯多次指出康德《人類學》在知識論形構上重複、模仿三《批判》，甚至強調：

「《人類學》的經驗性（empiricité）不能奠立於自身；它僅以重複《批判》之名才有可能；它因此不能包覆《批判》；而且不能免於參照它；且如果它如同是其經驗與外部的類比物（analogon）出現，是由於它建基於已經被命名與發現的先天結構上 。」（75）

以經驗思想從事人類學反思並意圖將其視為「根基的自然進路」（accès naturel au fondamental, 77）是對於《批判》的遺忘，「這是自康德以降特屬於西方哲學的一種『幻象』」（77）。換言之，一切關於人與其知識的反思並不停駐於「天真的實証性」，而是必須在以《批判》為名的「超驗場域」中才成為可能 。正是在此，經驗與超驗（而非單純的經驗本身）構成一種獨特對偶。對康德而言，這個經驗－超驗對偶的一端是超驗哲學與批判反思，另一端則是德國十八世紀下半葉人類學研究。換言之，康德的「人類學－批判」正是特屬於他自己的「現前」與「在地」研究；其最終構成一種寓意重複的對偶性，因為《人類學》實際上必須處於對《批判》的雙重服從之中：

「作為知識，服從於《批判》所固定的條件與它所決定的經驗範圍；作為有限性的探索，服從於《批判》從中揭示的第一與不可逾越的形式。」（75）

由「人類學－批判」所說明的經驗－超驗對偶或許是康德哲學中怪異的「傅柯時刻」，或者反之，十足顯影了傅柯哲學中的重要康德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