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界的地域哲學與就地游牧思考

以中文實踐法國哲學，這意謂什麼？這可以作為一個哲學問題被提出並成為在歐洲之外從事哲學的人回返自身的質問嗎？難道這個問題不該僅停留於幕後，而非如同正式問題被嚴肅地提出來？問題似乎沒這麼簡單。因為這並不涉及一種哲學理論的單純引進，也不是由一種哲學理論到另一種之間的化約比較。確切來說，這個問題想問的是：作為一個亞洲人以他的母語來述說法國哲學時究竟該有什麼效果產生？這些效果，哲學或非哲學的，首先應該是語言論述上的。企圖重複法國哲學的效果，但卻不是在法文語境而是在中文平面上，如果意識到語言學轉向、後殖民論述與全球化理論所給予的啟示時，問題將變得非常複雜與困難。對於思想運動而言，真正重要的並不在於原典的粗糙移植與僵化複製。以中文從事法國哲學研究時，必須召喚的是一種純粹重複。這裏採用的是德勒茲在《差異與重複》一書的意義，重複並不召喚同一性（identité）與一般性（généralité），相反的，重複總是離不開一種稀有的差異。這種對差異與重複的要求並不是一種偶然，在德勒茲那裏我們看到了差分（différenciation）與微分（différentiation），在德希達那裏我們看到了延異（différance），在李歐塔那裏我們看到了紛爭（différend），在傅柯那裏我們看到了異質拓樸學（hétérotopologie）。在法國思想的核心中，與其展現僵化乾枯的忠誠，涉及的更是一種創造性的背叛跟無窮的越界，其從一開始便不斷地更新與革命思想本身。因此當我們試圖要在一個有別於法文的環境裏實踐這種不斷自我越界且越界一切事物的思想時，問題將變得非常危險與狡獪。我們應該去要求忠實於誕生在它自身的背叛與它自身越界中的思想嗎？這裡沒有任何辯証法的可能，因為這門哲學僅能被再生產於這種極端的條件下。簡言之，去解釋、評論這種思想是遠遠不夠的，相反的，必須去從事一種超越練習（exercice transcendant），其允許我們實踐這種哲學的就地經驗。

這是什麼經驗？一種思想的活體經驗。它首先在法語中被給予，然後現在將在中文中重複。問題並不在於這種獨特經驗是否可被翻譯成另一種語言，而在於這種異者性（étrangéité）是否早已內在於作為思想基本元素的經驗裡面。以中文述說法國哲學將置身於雙重的異者性中，其中之一是思想本身的內在性條件，其不止息的自我解疆域化，另外之一則源自兩個不同世界的相遇，這是界限及域外條件。這裡較不涉及其中之一對另一的占有，或者對已知事物的合法化，而是企圖在語言中召喚雙重的異者性，同時解疆域化思想與既有的語言。尼采曾說，古希臘的第一批哲學家就如同「去國家化的異者」（des étrangers dépaysés），即使到今天這仍然是哲學家的身分：我是異者。哲學家在自己國家中的「去國家化」並不只是地理學的，而且透過他們所述說的異者語言來定義。但這並不意味他們只是說著有別於國人所認識的語言，因為哲學家就是那些述說自己母語卻如同是奇怪或異者語言的人。用德勒茲的話來說，就是在語言中發明新的語言。哲學家迫使他的語言重置於流變之中。他好像是異者化的土著（autochtone étranger），操作一種就地思想運動，一種母語的流變－異者（devenir-étranger）。因此，並不是從某一思想中攫取與另一思想共有的普遍性，也不是將它們共置於四不像的比較與會通之中。內在的異者性是哲學的基本元素之一。法國哲學毫無疑問是亞洲的異者，但並不只因為它是西方思想，而是因為它自身就誕生在自己的異者性裡，誕生在他自己的解疆域化作用中。去國家的國家，解疆域化的領土，未知的土著，異者化的母語 ……。從事法國哲學時，這便是必須被給予的效果。

異者並不是某種跟我無關之物，而是就地解疆域化者，如同德勒茲與瓜達希所說：「在其自己的語言中如同一個異者」。每次我們企圖要消解某一哲學的異者性，必然成為摧毀其思想強度的災難。必須相反的，在一種異於這個思想的語言中重新誕生哲學的異者性，換言之，它的解疆域化運動必須在這個也是異於此哲學的語言中再度激起。

這是純粹的問題化場域，我們意圖解疆域化一種自我解疆化的思想。換言之，與其簡化思想的異者性，必須將其倍增與加乘，將異者性置入一種雙重鏡像的遊戲之中。將異者性放進自身的循環裏，這就是以中文從事法國哲學的效果。如果德勒茲與瓜達希肯定哲學是一種地域哲學（géophilosophie），這是因為思想必然會將自身抽離到距自己最遠之處的這個意義之下。不只是離自身最遠，而且成為一種去國家的異者以利於就地誕生的嶄新思想。用傅柯的語彙來說，這就是異質拓樸學，它奠立在一種將內部置於外部且反之的強度性操作之中。

地域哲學是一種內在性的異質拓樸學，概念在此透過一種碎形關係相互連結以達成它們的無窮解疆域化作用。地域哲學因此較不是一種可定位與向量化的地理學，而是一種促使思想從宇宙一端逃離且在另一端冒出的超越練習，一種由域外到域內，由內部到外部，由比所有外在更遙遠到比所有內在更深遂的思想運動。一種流變為大寫異者的大寫土著邏輯。透過對傅柯思想的分析，德勒茲寫到：「就域外（「抽象風暴」）闖入觀看與述說之縫隙而言，思考隸屬於域外。對域外的召喚是傅柯一再重現的主題，而且這意味思考並非一種天生能力之運作，而是必須突然闖進思想中。思考並不取決於一種能結合可視與可述的優美內部性，而是產生於能凹陷出間隙與逼迫、肢解內部性的域外入侵 。」毫無疑問的，不只是對於傅柯，這個作為異者與解疆域化作用的抽象風暴正是法國思想的必要條件，而同樣也基於這個理由，幾年後德勒茲與瓜達希再度強調：「對自身，且對自己的語言與國家流變為異者，這個就是哲學與哲學家的本性，他們的風格。」

哲學地促使自身流變為異者，或許這就是法國思想最弔詭的命題，且正是在此湧現哲學的獨特強度。如果異者性是這種思想的核心，則愈強化異者性就愈哲學。然而，異者性並不由地理意義上的陌生思想所引起，而是大寫土著的流變－異者。在中文裡這個由思想力量所給予的原初異者性必須被引導到另外一種異者性，其特屬於中文這個環境，在此同樣涉及一種流變的問題。

然而，什麼是這種在中文思想裡的流變－異者？重要的並不是我們能否去解釋作為某種理論的法國哲學，而是能否在中文鋪設一塊思想平面，其允許土著思想的流變。一方面，這是這個異者思想的現實化，另一方面，這個思想則透過解疆域化觀念及其語言來「反實現」（contre-effectue）中文的哲學場域。

在中文從事思想的流變－異者，這是一種必須一再被從事的思想實驗。其涉及異者思想與華語之間的相遇，但並不是以華語同化異者的思想，也不是企圖將其收編（incorporer），而是「以嶄新、獨特、有趣取代真理的表面性，且其比後者更苛刻。」（Deleuze & Guattari, 1991 :106）嶄新性、創造性與改變總是比表面真理所要說的更為重要。至於哲學史通常是平淡無奇的，「它僅是一種幾近負面的條件整體，其促使某種逃離歷史的實驗成為可能。」（Deleuze & Guattari, 1991 :106）以中文從事法國哲學因此並不是去述說其歷史，而是去促使這個實驗在中文成為可能，去發現且創造一個介於異者思想與土著母語間不可區分的場域。從事哲學，並不是去透過一般性意見促使其變得可以被理解，而是去促使動搖、位移、改變、激怒，以及使陳腔濫調閉嘴，以利於流變。「是為了刺痛他們，如同牛虻刺痛一匹馬一樣」，蘇格拉底說（Platon, 1997 :§30e）。

被迫思考、被迫流變、被迫自我解疆域化，以德勒茲與瓜達希的話來說，就是游牧學（nomadologie）。但是哲學的游牧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就地的。這種就地游牧學（不移動的逃跑、不位移的逃逸、不動作的旅行）由強度的生產所定義，思想平面被稱為內在性的，因為它藉由流變為異者的過程成為自身上的自我摺曲。大寫異者與大寫土著間不可能的鄰近性並不是簡單的向量分配，因為內在性平面透過一種異托邦（反位置）與烏有地（Erewhon，同時是no where與now here）所特性化。以中文從事法國哲學時，我們不可能安置這個思想平面而不意識到其所置身的嶄新環境。大寫土著的流變－異者並不是法國哲學被以中文述說時所產生的非典型例子，相反的，這就是它誕生的土地。 透過在中文所倍增的異者性，法國哲學成為一種思考的邀請，但是思考就是流變－異者。似乎只有透過法國哲學在中文裡重生才能了解特屬於法國哲學的流變，換言之，正是繞經中文以便於更久地停留於法國思想平面上，而且正是在此，法國哲學再次流變為失語的，而且中文本身也是。

「你在講中文！」對法國人而言這意味著不可理解，但這次則是對華人自己，他亦無法了解他的母語要說什麼。中文流變為異者，並不只是對法國人而且也是對華人，因為思想做為一種流變－異者每次都是在其所屬的環境中誕生。伴隨著法國哲學，中文流變與自我解疆域化，而這從來不意味著必須去扮演一個法國人以忠實再現法國哲學，而是相反的，停留在華人的狀態且述說中文，以便為了一種正在誕生與流變的思想本身。中文伴隨其歷史與文化，如同是一種必須被發展以捕捉哲學流變力量的思想材料，而這個力量對它而言是不可思考的，換言之，是異者。

解疆域化總是就地與在環境中經由被迫的土著所給予，這就是傅柯所謂的啟蒙（哲學如同是對現前（présent）的問題化作用）。哲學無法跟實際的現前與土著的此地分開，然而現前與此地這個雙重條件（now here）總是意味一種異托邦式的「無境」（no where）。作為亞洲人，實踐法國哲學並不只是為了某種博學的品味，也不是為了毫無樂趣的學究式蛋頭狀態，因為總是有一種對我們自身的批判存有論存在於這種哲學的實踐之中。

透過法國哲學的超越練習，我們對我們自身有更多的認識，法國僅是一個折返點，一個力量的匯集處，透過這裡，不論願不願意，思想的運動被激發了。而法國哲學是否適合亞洲，這個問題似乎一點都不重要；是否有一種亞洲的心靈相應於法國式的，這似乎也同樣不重要。必須建立一種現前土著式的嶄新思想，自我異者化的運動。哲學就如同是一次經過（passage），透過它可以問題化屬於我們的此地－現在（ici-maintenant）。我們企圖更接近屬於我們自身的此地－現在，但事實上卻是必須繞經法國哲學的研究，這並不弔詭。因為思想總是必須畫出這個虛擬的路徑，為了隔開一個必要的距離，使得我們可以自我觀看與自我問題化。

用中文從事法國哲學並不是把它視為眾多理論中的一種，它並不只是我們企圖加以解釋、分析或者批評的任何一種思想形式。它比這個更多，或者更少，因為它涉及的比較是，用傅柯的詞彙來說，「去操作一種在自身上的必要轉型以求進入真理。」（Foucault, 2001 :16）而這並不只是一種外國（異者）哲學，而是一種我們得以透過它流變為自身的異者。透過在中文環境裡經過的法國哲學，我們弔詭無比地回返於我們自身，但這不是為了自我批判，而是為了倍增與再摺曲我們自己的思想，以絕對異者的方式。透過這個由自我到自我所畫出的虛擬間距，而非由外在理論對自身的外部反思，這個之字形的思想運動提供一種就地思想的豐饒跟茂盛。

思想運動似乎在於一種遠近的創造性轉化（比所有外部世界更遙遠的土著與比所有內部世界更迫近的異者），這是現前的就地問題化。它給予了從自我到自我最曲折、複雜的距離。而這也是何以德勒茲在寫到傅柯時會說：「思考就是摺曲，就是賦予域外共同伸展之域內 。」不存在筆直與直接的思想之線，而總是經由摺曲給予兩者之間某種至今尚不存在的鄰近性，其促使我們朝向一種前所未聞的流變，即越界的地域哲學、就地的遊牧學、流變－異者的土著、未知的母語、反位置的異托邦。透過中文從事法國哲學，它促使我們達到傅柯最終所強調的：「在生命某些時刻，知識的問題（如果能另類思考於現在所思、另類知覺於現在所看）對於繼續觀看與繼續反思是不可或缺的。」（Foucault, 1984 :14-15）

《書寫與影像－法國思想，在地實踐》（台北：聯經，2015）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