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要求使得童偉格的小說成為一種風格化倫理學的實踐，對他而言這無疑地是書寫者的「倫理型」（êthos），那是一個「與死亡為伴」的存有態度，同時亦是小說的倫理-美學軸線：在他人死後，努力成為一個無傷之人，同時牢牢記住孩童時無法理解的事。這件事，不可理解無法忘記，就是死亡。 凝視他人之死的經驗不斷回返自身，構成自我與自我的關係，這個關係，就是我。記憶作為死者與活人共居的條件，即使人死了亦從未真正離開，因為死者仍虛擬地活（或死）在以書寫所鑄造的「純粹記憶」之中。然而被記住的與被寫下的，並不再專屬於某一人或某一事，不再僅僅限定於某個名字，因為書寫並不是為了無創造性地簡單再現死者的生活，而是為了由存有本身的特異性中提取「單一生命」（une vie），這是德勒茲在他最後一篇文章中所提出的，「在他的生命與他的死亡之間，有著僅是單一生命與死亡玩耍的時刻 [……] 所有人都憐憫而且抵達一種至福（béatitude）的『Homo tantum 』[只是人]。」 每個實際的人生在走到最後一刻時，無論偉大或卑微、虔誠或褻瀆、富裕或貧困、聖潔或鄙俗，都回返到「只是人」。或許就是因為終於置身於這個生與死的界限時刻裡，在死亡即將進場的最後倒數中，生命散發著其本源的質樸，而最終傷痛的人們因記憶（與遺忘）而能夠無傷、憐憫與逹到至福。童偉格或許比他自己所想像的更接近晚年的德勒茲，他這麼寫道：
「在距死亡一步之遙的地方，在那個最後的立足點上，每件記得的事物，都昭顯出新意，因而一個人不再沉傷，也不再惶惑。至於記不住的，時間證明它並不要緊，也就理所當然不必去記得了；因而豐足，且沒有缺憾。我猜想與死亡為伴的人的思維，最終是這樣的：你理解了所有你必須記下的。那時的世界對他而言，想必既小巧又寬敞。」（《西》，51-52）
在距死亡一步之遙的地方，不管是什麼人，都因此被憐憫與被賜福，這是與死亡的最終和解。 記憶是生與死的問題，或不如說，生與死的問題被銘刻成記憶。由記憶所唯一形構的世界「既小巧又寬敞」，這確是童偉格小說裡的世界狀態。記憶為世界劃界，時間即真理本身，「記不住的，時間證明它並不要緊」。生死與共，一切都已經「預先被原諒」了（《無》，228），所以豐足，或者相信，在單一生命的溫煦光照下，只是人，「一個人做或不做什麼，最後想來，都自然可憫。」（《西》，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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