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德學院4 不書寫的不可能

正是在惡的觀念上，薩德代表著書寫的多重不可能：書寫惡的不可能、書寫而不寫惡的不可能、書寫惡而不窮凶惡極的不可能，與最弔詭的，非理性書寫的不可能；然而令人凜然的是，在諸多不可能的狙擊中，作家薩德所實際展現的卻是不書寫的不可能。他被囚禁了27年仍一路不懈地寫到70歲，直到獄方徹底禁絕他的紙與筆，查禁他書寫的手。羅蘭巴特說，當薩德被禁止有筆，其實就已被謀殺了，而薩德就這樣又活完不能寫半個字的最後4年。

如果書寫不可能，那麼持續被寫之物（小說的情節與敘事）意味什麼？

《索多瑪120天》的書寫形式或許可以答覆這個棘手的問題。

這本書以日記方式逐日敘述西林古堡在4個月中所發生的各種浪蕩性事，小說的導論精密描繪了使這4個月得以可能的獨特條件，包括所有人物體態性格的反覆評介、費時一年的各項準備作業、古堡的地理位置與空間布置（有極考究的餐飲與裝潢） …，然後是嚴格遵循「功課表」般固定操演的每日作息。這無疑涉及時間的經濟學與身體的治理性，一種源自現代監獄並普遍化到軍隊、學校、醫院、工廠與一切社會建制的理念，傅柯曾在《監視與懲罰》中仔細分析這種組織性控制的考古學起源。

確切地說，如果監獄的誕生是為了理性與有效的將犯人「正常化」（normalisation），西林古堡則以同樣的理性思維意圖將所有參與者「變態化」。二者在形式上有驚人的相似性：奠基於理性精算的格狀化時間、依實用功能特性化的空間與身體的嚴密監控，《索多瑪120天》某種意義上成為薩德的《獄中日記》，但這並不只是說他在巴斯底獄書寫了這部傑作，亦非他曾在肅殺的監獄裡狂歡取樂，而是他將監獄徹底轉化為浪蕩的唯一場所，將枯索禁欲的常規作息（routine）機械地套用在浪蕩行為上，從被禁制的「我要」成為強制性的「我必須」，欲望的內容被吊詭地以義務與規定的語言表達；然而，情欲從不曾因這些「規章制度」（règlements）而偃旗息鼓，按表操練本來是理性治理的主體屈從（assujettissement）模式，但是在同一種理性的反向構思下，懲戒性的監獄形象被幽默地轉化為「浪蕩學校」 。

對薩德而言，書寫意味常規的不可能，持續書寫則意圖以各種極限方式「漸強」（crescendo）與吊詭地迫出「『常規不可能』的常規」，某種將知性極度曝曬、高反差的非理性之理性。監獄與古堡或許僅有表面的親緣性，因為如果前者的常規作息是為了達到最大程度的理性治理與主體屈從，那麼後者剛好相反，是為了能算數般精確地抵達欲望的殘酷底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