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的治史不過為了系譜學的自我轉型

啟蒙是一種由考古學與系譜學所共同說明的基進批判哲學，其徹底的由哲學家對「現前」與「在地」的雙重要求所嚴格限定。而極盡吊詭的是，這種必然標誌我們對我們自身的「現前」與「在地」凝視，卻只能透過一種「界限態度」的實踐所獲致 ；換言之，自我對自我的觀看絕不是一種閉鎖於被給予主體內部的事業，相反的，必須跨越並繞經界限廻返以迫出一段批判得以構成的虛擬軌跡。這個現在被傅柯重述成「不再是、不再作或不再思我們所是、所作或所思」的主體轉型，這個恆常地總必要擺脫自我才能迫出主體性的域外思想，總是得再置身於知識的危殆空間以便極大與極廣地汲取自由的無定限可能的哲學，最終導致的效果必然是一種不可指定、不可定位、不可思考的另類思考。這似乎便是傅柯所提供的，從自我到自我所可能畫出的最遙遠距離；它絕非主體內部的反思或沈思，更非超越形式的再度引進，而是由自我轉向自我或由主體轉型所形構的系譜學在地褶曲與考古學現前疊層。

要求擺脫自我、主體轉型、另類思考與問題化我們所思、所是與所作，這就傅柯在生命盡頭仍堅絕認為具有啟蒙強度與當今哲學生命的「我們自身的批判存有論」 。再次的，這樣的哲學實踐仍然由考古學與系譜學所雙重註記，考古學的治史不過是為了系譜學的自我轉型。不只是歷史，傅柯對文學或繪畫的分析都只不過是為了再次召喚這種域外的未知力量以尋覓擺脫自我及自我轉型的可能。哲學不再可能只是哲學家書房裡的心智遊戲，不再能是一種無關生死決斷的抽象玄想，因為其必然確切且殘酷地指向自身，思想與存有毫無例外地必須同一地轉型、更動與另類於自身。對傅柯而言，這是何以哲學必然是一種考古學－系譜學對偶，必須考古學地「對加諸我們的界限從事歷史分析」，但系譜學地躍入「可能跨越此界限的考驗」 。

正是在我們自身的批判存有論中，傅柯賦予內在性最繁複曲折的積體。他的所有哲學（考古學與系譜學）似乎都是要向我們揭示，由事件迸突所標誌的考古學界限與由轉型所迫出的系譜學越界與自由，這兩者正如理論與實踐般很可以是同一種哲學的兩面。在考古學透過問題化作用逼顯的事件強度與系譜學透過價值重估所畫出的越界跨越之間，哲學家傅柯成就了我們當代最迷人的思想景緻，一種標誌法國當代哲學最特異的內在性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