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與物》記事之十：摺曲的痕跡

對傅柯而言，符號又是一組關於摺曲的小布置。

在文藝復興時期（16世紀），符號理論是三元的：意指（signifié）、意符（signifiant），以及使得在後者中得見前者的相似性（ressemblance）。在相似性的前提下，符號得以標誌某物，是因為它幾乎與它所意指者是相同之物（78）。

但在古典時期(18世紀），符號成為一種二元系統：符號能再現，但此再現作用（représentation）也必需同時被再現於符號本身中（78）。只有在意符連結意指之物的關係法則得以同時顯現，意符才成為符號（78）。

再次的，傅柯確切無誤地重述他的摺曲公式。

《詞與物》記事之九：界線態度的兩極

瘋狂與詩，是界線的兩極，夾擠於中間的，是一整個「攸關同一與差異的知識空間」。

或許，這就是現代性誕生的空間。

至於瘋狂，清楚刻畫此知識空間的界線之一，則是唐吉柯德所代表的「同質語義性」（homosémantisme, 63），承載著一種最終消抺其自身的類似性符號；詩作為另一界線，則招喚雷同性直到能述說它的符號之處。

一個尺度嚴明的知識論空間於是被詩與瘋狂切割出來，並立即地與前一個時代斷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