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要寫本小說、作個哲學嗎?我是小說家嗎?」1908年,普魯斯特在筆記本寫下這個句子。彼時的普魯斯特,出過一本短篇小說與雜文集《歡樂時光》(Les plaisirs et les jours),放棄了一本數百頁的長篇(《讓.桑塔伊》(Jean Santeuil)),父親過世(1903)之後,母親也跟著過世了(1905)。除此之外,他因身體孱弱,必須在法國諾曼第海濱的卡布爾(Cabourg)療養。百無聊賴之際,長期懷疑自己有無寫作才華,在孤獨的、體弱的、已經逝去青春狀態的普魯斯特,寫下這個「問句」,卻是《追憶似水年華》啟動的開始。
第二個問題則更有趣。普魯斯特不是問「要寫什麼?」、「如何寫?」、「能成功寫出來嗎?」。普魯斯特使用的是最簡單的動詞「是(être)」。「我」,「是」或「不是」小說家,是個問題。
這問題本身是個悖論:如果沒寫出小說,怎能證明自己是否是小說家?反過來說,不是個小說家,又怎麼寫得出小說呢?
那麼,我們可以說,正是因為普魯斯特想清楚了這個問題,克服了這個困擾,因而能寫出《追憶似水年華》(以下簡稱《追憶》)這樣的「超作品」嗎?答案是否定的。當然也不僅僅如此簡單。確切來說,普魯斯特一方面自身帶著這個悖論寫起了這本無法完成之書,另一方面,這問題更是文本之內的「敘事者–我」的核心問題。
這問題讓小說的內與外,形式與內容、觀念與實踐,像是莫比斯之環一樣反覆循環,既是內部亦是外部,無法區分。(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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