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然後寫，然後活著 – 童偉格作為一種方法

總是凝縮、面向死亡的存有論書寫使得童偉格的作品具有極簡主義的特徵，在獨特文思的推進中，字的筋骨必須一再刪削，寫作的問題不再是寫更多的字或盡可能的出書，相反而弔詭的，必須實踐一種寫最少的寫作，節制而哀矜，情感以字詞的經濟學做為必要條件。因為面向死亡的文字都是為了哀悼，一切多餘的字句都削弱必要的莊重，因此也抺滅悼念。

小說的每一頁都籠罩死亡，披著黑紗，每個字都是悼辭的一部份，但也都已經再次見證此哀悼的不可能。因此，不斷地書寫是為了最終能有「最少的字」，書寫是為了「寫少」而非「寫多」，損之又損，為了寫「不可寫」卻也不可不寫，這是童偉格的書寫倫理學，某種奠基於存有論核心的節制，少則得，稀少性與書寫不可分離 。

在這個以死亡為前提的書寫中，重點不是由特定的意外、災厄或病痛所舖陳的獨特情節，文學與死亡為鄰 ，但並不繫於死亡本身的故事述說，不是單純的死亡紀事（誰死了？為什麼死？如何死？），而是因為對這個不可思考者（impensable）的多重包圍與無窮迫近，書寫不僅揭示了生命的抒情核心，最終亦奠立了自身的存有論意義。

換言之，理解了如何書寫死亡，也就理解了如何書寫，同時也就理解了如何活著。這個發生在書寫之前的死亡事件，永恆地與書寫及生命共時，因為它被書寫一再召喚，也是書寫所唯一欲召喚之物，彼此共構了文學的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