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的，韋勒貝克以小說掀起了滔天巨浪，在他的第6本小說《屈服》裡，擱在賭桌且準備與全世界梭哈的是伊斯蘭教。「使用了恐懼的事實」，他這麼承認。但小說裡並沒有毫無節制的「恐怖主義到底」的血腥情節，相反的，出現的是伊斯蘭超級天才政治家，經由極高明的政治協商在2022年的法國總統大選中一統江山，反伊斯蘭反移民反歐元的極右派民族陣線瑪琳‧勒朋出局，法國全面被伊斯蘭化，一夫多妻、保守服飾、女性退出職場……各種新制與習俗悄無聲息地改變社會的樣貌，政教再度合一，阿拉伯世界的鉅大財源挹注到各種重要職位上，皈依伊斯蘭教者獲取一切利益，薪資、住房、美食、收藏、嫩妻等等唾手可得，歡迎有能力的伊斯蘭兄弟共同加入這個美麗新世界……。
這本「政治預言」小說（或「政治驚悚」、「政幻小說」、（反）烏托邦小說……）刺中歐洲最敏感的神經，直球對決般毫無意外引爆了左派勢力的集體憤怒、焦慮與深重挫折。2015年初上市前夕，法國媒體沸騰閃爆，各方政客、評論、名嘴廝殺見骨，有人直說這是「文學自殺」（suicide littéraire），伊斯蘭恐懼症者寫出的最失敗、腐化文學的書，也有人將《屈服》與《一九八四》、《美麗新世界》並列為「揭露現在真相」的預言。作品引發的政治評論（與謾罵）遠超過文學評論。
以小說家的自由（寫作的自由與選擇議題的自由）嚇壞所有人，無人能出韋勒貝克之右，他似乎總是深諳於示範文學的反叛，與必要的政治性，而且每一次總是跨過那道界線，觸及殘酷的底限。
對於韋勒貝克的介紹通常這麼起頭：法國重要作家（有時再加上「最」），最多被讀與被譯的法語小說家，2010年龔固爾奬得主（得奬後對圍繞的記者群說：以後你們不用再問我何時才要拿龔固爾奬了），然後，是他歷來小說所製造的各種風波與「醜聞」，包括小說裡戀童與賣淫的白描、抄襲、各種政治超不正確等。他既是小說家也是詩人、攝影師、導演、劇本創作者、演員、評論家、歌手、菸不離手的酗酒者、媒體炒作者、醜聞與極度挑釁者、暢銷書作者、逃稅者，父、母、祖母皆是共產黨員，自我流放在愛爾蘭與西班牙多年後，2012年因「對外語的厭倦」返回巴黎定居。傳奇般的一生與各種創作簡直是當代法國文學的救世主與白馬王子，文學在韋勒貝克之後成為一種生動的現象與事件。
然而，韋勒貝克從不待在我們期待之處。
置身在福婁拜、普魯斯特、塞利納、羅伯－格里耶等偉大法文文體作者之列，他的書寫卻以「無風格」著稱，意思是，沒有太特殊易辨別的行文特徵（被喻為「菜市場的波特萊爾」），甚至被舉發在《地圖與疆域》中有好幾頁是未加標注地逐字抄錄維基百科，再版時不得不狼狽地向維基致謝。
這樣的「屈服」，韋勒貝克並不以為然，他以一則短視頻提出或許是當代小說技巧最激進的雄辯，「將現實－虛構猱雜莫辨的企圖，許多人早就做了，我特別受到培瑞克、波赫士的影響……，這構成文學方法的一部份……如果他們想成是剽竊，那麼是[他們]水準不夠。」
是的，小說所真正壓注的全副籌碼在此。小說既非現實也非虛構，而是現實與虛構的不再可區分，虛與實的界線消融於創造性的敘事運動之中，不是簡單的說謊、瞎掰或偽知識，而是動員一切「事實材料」，「補綴、編織、交錯」，但既不是為了「說真話」，更不是為了唬爛，而只是為了最終能抹除真假黑白的僵固界線，劈開讀者的腦袋，讓劃界不再可能，終結一切形式的真理法庭。因為小說從不是為了黑白分明的世界而存在，虛實判教並不是小說的責任，相反的，當代文學誕生在真假無法被指定、無法被定位也無法被檢證的不可見動態之中，也奠基在此動態所掀起的一切殘酷性上。這便是當代小說家的「債務」，因為不管是在當代哲學或當代藝術領域，一切對真理與真相的再現都已不再可能，真理體制早已傾覆，小說家必須致力於擴增這個在一切形式與意義上「再現已死」的世界。
以小說抺除虛實的界線，韋勒貝克是箇中高手。在這個意義下，他堅定地以小說創作實踐了當代對柏拉圖主義的反叛，但不是以假亂真，而是不僅不再在乎真假，也取消一切與真理的距離測度，不再排序也不再區分。簡言之，不管堅持真或堅持假，都仍然隸屬古典的真理體制，而真正創造性的顛覆在於徹底抹除真假的邊界，從此休談什麼真相，小說僅誕生在界線的挪移、跨越與最終的消失中。用當代哲學的語彙來說，小說意味著「擬像」（simulacre），柏拉圖世界中所最懼斥否決之物，因為它總是「似乎相似，但卻不真的相似。」因此能錯亂與重置一切真假虛實的僵化判準，摘除了我們總是對於真相的執妄，離開以模仿與再現為志業的柏拉圖主義，贖回屬於文學的權力與威力。
因為小說，虛構與現實正慘烈地相互侵吞，而且因此可以不斷相互跨界，其中之一取代另一，或反之。這不僅是指向早已四處峰火令人喪膽的恐怖攻擊（戰爭已不被框限於電視螢幕裡的敘利亞沙漠，而且侵入法國首都的劇院並屠殺百餘人……），當代小說所欲激起的激進實踐，以層層瓣瓣彎摺疊壘的曲筆所達成的「非虛構」（non-fiction），既非純然虛假或謊言，也非當下事實，而是歷史的加速、快轉（« accélération de l'Histoire »）與擴增實境，是在時間軸線上動靜快慢的天才調撥與操弄，個體在大歷史的結晶作用下（羅馬帝國一統天下或世界的徹底伊斯蘭化）持續滋生與流變的生命層。
在虛實真假無止盡侵越與相互冒犯中，《屈服》是當代最敏銳、激進的高端小說提問。傳統左右派政黨政治早已失靈，性別抗爭逐漸退隱，一切分明的劃界與區隔都在消失，在全球的尺度上存有模式已成為某種「宗教先決」的世界。回歸宗教，甚至是回歸基督猶太教與伊斯蘭教的古老衝突與對決，只是這一次不再是十字軍東征，而是伊斯蘭教的逆襲，意圖在歐洲重建一個「伊斯蘭化的羅馬帝國」，領銜主導的不再是左派或右派勢力，而是媲美拿破崙的伊斯蘭政治協商天才，在尼采宣告神之死後一百年，神再度復活，只是從此祂的唯一名字是阿拉，伊斯蘭（islam）的阿拉伯文意思正是「屈服於神的秩序」。這是何種「人間條件」（condition humaine）？何不讓這一切在小說裡實現？正是在這個讓歐洲喪膽的「何不主義」，韋勒貝克擲出了他小說中虛實相間的文學賭注，這本滑行在恐懼上的小說迂迴潛行，一次又一次的折反與逆行，語調陰鬱、氣餒而極度絕望地聲稱「歐洲已完成了它的自殺行動」，直到最後現實與虛假的不可辨識。
在每一次因小說所掀起的「韋勒貝克現象」之餘，《屈服》展示的某種文學當代性更是值得進一步思考。本書主角是19世紀末法國作家於斯曼（Joris-Karl Huysmans）最頂尖的研究者，在書中翻騰攪動的政治現況中，韋勒貝克寫的其實是一本「書迷之書」，以於斯曼作為漣漪中心層層往外觸及十九世紀法國文壇，建構一整個充滿個人感情的「文學友誼」，並意圖以此重構絕望與平庸的現世世界。政治與文學、文學與宗教、未來與過去在小說中裂解為多重的平行世界，卻也在主角身上匯合。在政治與社會的錯亂與紛擾中，主角不斷重讀於斯曼的作品，被授命主編於斯曼的七星文庫全集（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重訪他當年的行腳踪跡，政治預言透過文學史的考校與思索而被進一步戲劇化與問題化。寫小說就是寫「寫小說」的過程與程序，作為當代最聰明的小說家之一，韋勒貝克再次向我們展示這個程序。這次他鑽進「法國文學史」的故紙堆中，以本格的方式見證某種小說即「自我繁殖自我」的詭怪生殖過程。
《屈服》預計上市的當天早上（2015年1月7日），2名武裝份子侵入並屠殺《查理週報》辦公室，槍手在一週一次的編輯會議中逐一點名開槍，12死11傷。當期的封面就是韋勒貝克的諷刺肖像，標題：占星家的預言。虛構與現實在這一天再度無情的交會，界線再一次的被抹除，只是這次不只是政治預言，暴力也不再被拘禁於字詞或影像中，而是一切現實力量都昂起匯聚並實現其威力的「混合實境」（Mixed Reality）。韋勒貝克中止一切新書活動，在警察保護下人間蒸發。一週後，《查理週報》在無數人的支持與聲援中如期出刊，封面是哭泣的阿拉伯人，標題：「一切都被寬恕」。
韋勒貝克《屈服》導讀
麥田出版，201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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